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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权力平衡:明治宪法体制的进步与危险

  

人类历史存在着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这种演进论的历史观虽然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得以证成,但对东亚世界却还是一个新颖的事物,在古典中国和日本等东亚政治共同体中,普遍盛行的还是王朝循环论或万世一系论的政治历史观,这种情况直到西方列强的叩门与侵入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这个由西方势力主导的东亚政治变迁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对此,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就被深深地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日本也同样如此,自1853年发生美国黑船事件之后,也被卷入到一个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之中,构成了两个传统国家各自“风云激荡的一百年”。

不过,虽然同为东方国家,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地缘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差异,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这种情况的缘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便是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列强冲击下的有关国家构想的筹划,政治与宪制方面的国家构想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这两个国家的未来。

每个国族都会有关于自己的政治图景。日本也概莫有外,但是,传统日本的国家构想,正如同中国的清王朝一样,也面临诸多问题,很难称之为真正的“国家构想”。日本的传统问题是幕府体制与天皇一系的关系问题,究竟谁是日本政治领导力的主体,这个问题数百年来都是隐晦不明的,所谓道统、法统与政统高度纠结、矛盾和紧张,二元体制理据不足,正当性缺失,七百年来一直难以成立。

但当它们面对美利坚的黑船来航,敏锐地感受到船坚炮利背后的制度与文明,很快就开始真正地把握到西方之所以优越的制度架构,由此在派遣大批朝臣远赴西方诸国考察时便着力于谋划它们的国家构建:即通过宪法架构重塑日本国的国家构想并付诸实践。对此,幕府晚期的胜海舟、吉田松阴、板垣退助等思想家们就有明确的意识。而到了福泽谕吉那里,重新构建日本国的蓝图就不再只是一种遥远的设想,而成为启蒙思想的一个基本目标。为此,他提出了文明更化的新历史观,认为日本要在制度文明上彻底摆脱亚洲、尤其是中国儒家宰制数百年的传统约束和阴影,开始迈向一种新的文明,构建一个新的国家。这样的文明国家在西方已经成为现实,日本就是要效法西方、英美国家,从半开化的国家进步到一个文明的可与西方欧美国家比肩的现代立宪政体国家。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以及一批主张类似观点的日本思想精英,对于明治前后的日本之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沿着这种新政治文明的变革理路,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一批明治维新的推动者和明治宪法的创制者,构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东亚文明属性的现代日本国家的规划与绘制。换言之,在明治宪法中集中展现了一种关于日本国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国家构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治宪法是一部开启了现代日本国家之舟的现代性宪法。

当然,明治宪法与美国宪法、法国宪法乃至英国的未成文宪法相比,构建的天皇体制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其君主立宪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着本质区别,这可以从天皇大权独揽的国体构造中有所集中体现。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明治宪法仍然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宪法,日本由此打造的乃是一个立宪制君主国家,其国家构想依然具有现代立宪主义思想的内蕴。正是基于明治宪法的混合和复杂的性质,对于明治宪法及其国家构想从一开始就有多种解释。或者说,明治宪法以及日本国家的现代发育就是在如此歧义的制度构建和思想解释中一路走下来的,其先进性与反动性基于一身,有辉煌的时期,也有阴暗的时期,有导致日本蓬勃发展的要义,也有促使日本走向毁灭的种子。由此生发的日本宪法学也就同时具备了模仿性、独创性与混合性的特性,其自由民权与国家集权的二元对峙色彩非常凸显。总括起来,明治宪法的国家构想具有下面三种面性或由此导致三种不同的解释理论。

自由民权与国家集权的对峙

第一种是自由民权论。这派理论虽然一直不是日本明治时期制宪乃至明治宪法的主流,却具有现代性价值的普世性,是日本政治破局和脱亚入欧的真正起点,具有自然法的正当性。

这派理论认为,当时的日本之所以落后于西洋诸国,在文明层次上低于欧美世界,首先在于传统日本社会的不平等和自由权利意识匮乏,人民愚昧、不开化,等等。所以,他们深受美国革命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观念与价值诉求,由此,他们要构建的新型日本,乃是一种自由平等的国家构想。不要说板垣退助、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江兆民等在野人士对自由民权、天赋人权思想的鼓吹与行动,即便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明治政府的重臣,思想中也不乏宪制理念,他们所构想的日本国乃是一个现代的宪制国家,宪法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大隈重信等人,他们的国家构想是民主立宪,主张效法英国式宪政,在他们的构想中,日本宪法应该是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至于伊藤博文,他的理想宪法或许也是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只是现实的政治情势,才导致他与大隈重信对峙,主导创制了确立绝对主义天皇体制的明治宪法。

来自英美法不同思想谱系的民权思想理念,虽然没有为明治宪法所全部吸收,明治宪法所构建的日本国是一个天皇制的立宪君主制,但其中仍然秉有民权、法治和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以及立宪主义的架构要素。例如,明治宪法第二章明确规定,保障臣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秘密通信等权利,第三章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立法权由帝国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掌控,司法权由法院支配。第三章规定,设立帝国议会,众议员由民选的议员组成。第四章规定,天皇的行为应得到国务大臣的辅助,确立了大臣责任制。第五章确立了司法权的独立。这些宪法条款虽然比之于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其对于君主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并不凸显,非常模糊和暧昧,但无论怎么说,明治宪法毕竟构建了一个宪法框架,设立了一个约束天皇大权的笼子,并制定了一系列程序性的标准,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维护和保障着臣民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从而使日本天皇和政府权力不可能为所欲为、独断专横到无以复加。所以,天皇制度下的明治宪法仍然有着自由民权的宪法意义。

这个自由民权是明治宪法的一抹亮色,尽管它们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国家构想中一直脆弱稀薄但仍不绝于缕,在明治宪法施行的五六十年来的日本政治格局中,人权至上和民主化作为一种政治努力和理论主张,仍然持续而坚韧不拔地流布,成为日本左翼政治势力的价值支柱。例如,早在明治宪法拟定时期,关于日本的国家构想就出现了富国强兵的新攘夷派与民主化的民权运动之分歧,而民主化又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路径之分歧,总的来说,推崇自由民权的政治努力最终失败,而伊藤博文中途变易从而主导了明治宪法效法普鲁士的德国道路,并获得上层贵族的支持。尽管如此,民主化的自由民权诉求在日本并没有彻底湮灭,而是处于低潮,受到政府的打压和民众的反对,并越来越边缘和激进化。后来,其又与逐渐兴起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与日本的下层社会民众以及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理论和具有持久价值的思想理论,对于明治宪法及其朝向极端右翼的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保持着尖锐的批判锋芒。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实施,自由民主的思想成为日本国家构想的主流,并保持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获得日本人民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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